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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士陈寿昌:做党的忠诚卫士
2019-8-5 10:35:24 点击:[] 宁波普法

陈寿昌,原名希堪,1906年11月15日出生于bbin国际“文魁第”书香之家。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我党早期秘密工作者和工人运动领导者、组织者之一,历任武汉电报工会负责人,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、常委,中共上海市济难总会、市政总工会党团书记,中共江苏省委委员,上海闸北区委、沪西区委书记,中共中央特科联络员、第四科科长、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党团书记、主任,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委员会主席,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、委员长,中共福建省委书记,湘鄂赣省委书记、军区政委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,红军十六师政委等职。1934年11月,在鄂南指挥部队作战中负重伤牺牲,年仅28岁。

立志报国,投身革命

陈寿昌自幼受“奋发自强,效忠中华”家训影响,品学兼优,国学功底扎实,会诗词绘画,一手好字,还勤学英语。在bbin国际小学未毕业,便随父母去安庆,后就读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和电报传习所,自学成才,会口译、文译英语,熟练电报技术,知识面广。在“五四”爱国运动教育和其大哥(宁波学运骨干)影响下,时年13岁的陈寿昌,积极参加家乡爱国反帝宣传活动,参加学校为其兄举行的追悼会,并代表亲属致词,深得与会者好评。

1921年农历正月,陈寿昌离家寻求报国之路,欲投军冯玉祥部,被家人在汉口火车站寻回,未能遂愿。1923年2月4日,京汉铁路工人为抗议军阀吴佩孚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,进行了大罢工,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,制造了“二七”惨案。陈寿昌积极参加郑州电报局员工声援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,并利用电报通讯之便,延误军政电报,向罢工指挥部报告军阀来往电函内容。经过“二七”斗争洗礼的陈寿昌,于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此,他为党的事业战斗不息,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1926年秋,陈寿昌在汉口电报局,努力组织工会,发动工人支援北伐军胜利进军。翌年1月,英帝国主义在汉口制造“一三”惨案,李立三、刘少奇等于1月5日,在汉口主持有30万人参加的追悼“一三”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,陈寿昌参与组织大会和会后示威游行、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。在蒋介石叛变革命,“国内外形势异常紧张”的情况下,陈寿昌参与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,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、常委。

在汪精卫叛变革命、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中,陈寿昌坚定理想信念,机智地摆脱敌人拘捕,离汉抵沪,投入新的战斗。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、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的陈寿昌,在他签名的《上海闸北区委四月份工作报告》中,明确指出:我们“已朝着新的方向走去……我们并不悲观,而觉得天天是在进步之中,过去的工作失败,就是增加目前工作的经验与知识……定必有光荣的将来。”

率先垂范,扎根群众

陈寿昌从入党那天起,就以党的事业、革命大局为重,严守党的组织纪律。在特科时,他的妻子常为他“放风”“送信”,但连情同手足的“常客”陈赓的姓名也不讲给她听,只以绰号相称。

为加强中央苏区工会工作领导,陈寿昌遵照党中央决定,一如既往地坚决服从组织调动,于1931年12月惜别(竟成永别)老母、幼儿、孕妻和姐妹,同聂荣臻等离沪赴中央苏区瑞金工作。在湘鄂赣局势严重恶化时,他又临危受命,由中共福建省委书记调任湘鄂赣省委书记、军区政委。他艰苦朴素,无私奉献,廉洁自律,不吸烟饮酒,常穿的是件旧灰布长衫,婚后三年中未添置过新衣,衣服鞋袜破了缝补再穿。

当时党的经费困难,他变卖妻子结婚时的首饰,贴补一家生活,一次还将兑换首饰得来的钱,全部交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。那时上海乘电车很便宜,但陈寿昌除急事外,多数是走路而不乘车,饿了就在路边买个大饼充饥。

在湘鄂赣边区极其艰难困苦的反“围剿”、反封锁环境中,陈寿昌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朝气,率先垂范,贴心群众,与战士、百姓共苦,平易近人,关心他人,团结爱护同志,鼓舞士气、斗志,像磁石一样凝聚着大家,去战胜面临的重重困难。

坚持原则,勇于担当

陈寿昌对党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党性原则,体现在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和对党的政策的忠实执行上;体现在他实干创新、敢于担当的工作作风上。

在中央特科,他从中、英文报刊杂志和社会动态中,多方搜集敌情,以敏锐、准确的观察力,分析研究时局,判断敌人动向、局势演变和前景,为特科确定对策、克敌制胜作出显著贡献;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会工作和领导工运中,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,亲自动笔,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了《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的总结与成功》《关于合作社》《万泰工作的转变在哪里?》等文章,指导苏区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,进一步在苏区组织各业工会,维护职工权益,开办工人夜校、俱乐部,创办《苏区工人》报,积极发展工人运动,动员和组织工人参军参战,发动基层工会举办各种类型生产合作社,他强调,“必须加强党对合作社运动的领导,具体的指导”和“以很大力量帮助合作社,要在获利的原则上经营合作社的业务”;要“提高土地的生产力,增加农民土地合作所得的利益”,掀起拥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群众运动,有力地支持了苏区的政权、经济建设和反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、军事“围剿”的斗争。

在工作作风上,陈寿昌批评有些同志不顾工作质量,而追逐数目,以及为了扩大红军,强迫命令的错误。在执行党的政策上,他更是严肃认真、高度负责,视政策是党的生命。

1934年1月,以陈寿昌为书记的湘鄂赣新省委,在领导苏区军民进行反“围剿”的同时,纠正前省委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。在纠错中,陈寿昌认真审阅案卷,重证据重调查,深入了解案情,制止了乱捕乱杀,使绝大多数受冤屈被关押的干部、战士得到平反,恢复自由和名誉,从而团结一致投入反“围剿”斗争。

在对待群众问题上,陈寿昌坚决反对和纠正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“左”的错误做法,他严厉批评一县委对所谓“反水群众”,采取群众到白区去的,去了一人没收一人的财产,去了一家没收一家的财产这种极端错误的做法,指出“如此错误做法严重地侵犯了群众利益”“群众也就有去无来了”。

1934年8月,陈寿昌在省委紧急会议上,代表省委作了他起草的《关于湘鄂赣“六七月事变”的总结报告》,承担了省委、军区在指挥上的失误和战斗惨败的责任。

临危不惧,不怕牺牲

在国民党军、警、宪、特密布的上海滩,在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白色恐怖环境中,时任中共上海市政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寿昌,在冬天一个夜里,上“先施乐园”屋顶,向繁华的南京路散发革命传单后,遭巡捕拘审,他不动声色巧应对,安然开释。

一次他去一联络点,不料该联络点被敌破坏、监视,他机智勇敢地从邻近一家的前门进去,后门出来。

1929年,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,从苏联回国途经上海,陈寿昌精心保卫,使佐野学在进步人士家安居35天。

陈寿昌常带秘密材料外出,也曾遇巡捕查问和敌特跟踪,他临危不惧、镇定应变,化险为夷,出色地完成中央特科交给的情报联络、安全保卫、通讯和建立秘密交通线等任务。

1931年4月,参与领导中央特科的顾顺章被捕叛变,对中共中央构成极大威胁,陈寿昌参加周恩来领导、指挥的紧急果断行动,为保卫党中央和在沪党组织安全作出贡献。

在湘鄂赣苏区局势险恶的危急关头,陈寿昌率领省级机关三次转移,当第二次转移到江西龙门山区后,国民党4个师包围我红十六师和省级机关驻地,省级机关进行第三次转移,分路突围。时陈寿昌正双脚溃烂,步履艰难,但仍沉着指挥,干部、战士见政委如此坚定,个个士气高昂,浴血奋战,不怕牺牲。

突围未成,陈寿昌在大山里边治脚边待机突围,他强忍剧痛,用盐水洗创口,用竹片刮去脓水腐肉,而吃的又是野菜、草根树皮,身体极度虚弱,还常移动隐蔽地点,避敌悬赏捉拿和进山搜捕,他以不怕牺牲的革命大无畏精神,战胜艰险,重返黄金洞苏区。

在1934年10月省委会议上,陈寿昌不顾自己身体不好、眼睛高度近视和同志们的劝说,坚持要去前线领导恢复红十六师。他同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,于11月上旬率部离开黄金洞,在平江斑鸠坳会合省委副书记傅秋涛等率领的红十六师四十六团,陈寿昌向傅秋涛传达了省委决定,傅说:“我到前方去,我比你身体好。”但陈寿昌不同意,于是陈寿昌、徐彦刚率四十六团转战于鄂赣边,边打仗边扩军,部队士气很高。途中,陈寿昌还为省委机关报报道战地实况。在湖北通山冷水坪,正式宣布恢复红十六师(番号)。

此时,从国民党报纸中获悉中央红军主力已西进到湘南,陈寿昌、徐彦刚遂议定部队由湖北崇阳、蒲圻到湖南临湘、平浏、岳阳一带活动,向西南发展,以牵制敌军部分兵力,配合中央红军长征。11月22日,当部队行至崇阳、通城交界的老虎洞(老胡洞)时,遇国民党军三十三师一部,陈寿昌、徐彦刚亲临前敌指挥作战,击退敌人多次进攻,战斗中寿昌中弹重伤,于当晚在崇阳县金塘镇河坪村牺牲。

他的牺牲是湘鄂赣苏区的重大损失,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。1935年2月,中共湘鄂赣省委、省苏维埃政府决定,在陈寿昌牺牲的崇阳、通城边界地区建立寿昌县,以志纪念。

延伸阅读

在bbin国际招宝山街道,有一个纪念中共早期高级领导人陈寿昌烈士的公园——寿昌公园,园内建有陈寿昌烈士纪念馆,烈士铜像基座铭刻着聂荣臻元帅的题词:“陈寿昌烈士永垂不朽”,纪念馆除了介绍烈士生前事迹的图片文字,还陈列着烈士的若干遗物。这位出生于bbin国际城关的革命先驱,是bbin国际人民的骄傲。

bbin国际籍烈士陈寿昌在28年的短暂一生中,把毕生精力和智慧无私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,实践了“身许马列安等闲,报效工农岂知艰。壮志未酬身若死,亦留忠胆照人间”的庄严誓言。



作者: 编辑:钟继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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